［作者简介］孟庆龙，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
* 本文为《（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中外关系卷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不丹等南亚国家与我国的友好往来历史久远，一直是我国周边外交关系中的主要对象国，而今都地处“一带一路”的必经之地或重要节点，对我国西南边疆安全至关重要。再加上地区大国印度在南亚的主导地位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多重影响交织，南亚地区在我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就目前看来，国内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尤其是从史学的角度展开我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史的研究更显不足。为此，本文首先对近 30 年来我国与南亚诸国关系的发展做一简要概述，进而分析我国与南亚关系中的印度因素，继而提出在学术上加强相关问题研究的必要性，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对外政策，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学术支持、智力支撑。
近 30 年来，尤其是 2006 年中国正式成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观察员以来，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了很大发展，多个领域合作不断加深，且各具特色。中印关系 1988 年中印关系正常化后，两国达成了稳定双边关系的战略共识和基本框架，许多领域的互动、合作达到高峰或填补了空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20 世纪 90 年代，双边关系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达到高峰，在多个领域取得重大进展甚至有所突破。例如，1993 年 9 月，中印两国签署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6 年 11 月，双方签署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此后，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利益上的分歧、矛盾，特别是印度的误读和偏执，导致中印关系起起伏伏。中巴关系 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与中国关系发展速度和质量提升最快的国家。1990 年以来，中巴关系从未受到国际局势动荡、风云变幻的影响，坚定地保持着良好的睦邻合作和友谊，并使之不断巩固。例如，1996 年 12 月，中巴两国元首就构筑面向 21 世纪中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为此后双边关系健康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进入 21 世纪以来，两国全面关系进一步提质加速，“巴铁”成为中巴关系的代名词。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两国彼此相互尊重，政治互信不断提高。2015 年 4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基斯坦议会发表题为《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的重要演讲，明确提出“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强调中巴要不断充实两国命运共同体内涵，为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发挥示范作用。中巴两国在贸易、能源、金融、农产品加工、航天、水利、文化、体育、教育、军事等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在共建“一带一路”等方面成绩显著。总之，中巴友好关系不断深化，真诚友好、相互信任、互利合作已成为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显著特征，也是国与国关系之典范。中孟关系 自建交以来，中国与孟加拉国的关系长期保持稳定发展并不断深化。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两国共同维护彼此核心利益，映衬出双方的高度互信。2014年 6 月，中孟双方在北京发表《关于深化更加紧密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6 年 10 月，中国与孟加拉国签署关于开展“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这也是中国与南亚国家签署的首个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孟两国关系不断深化，互利共赢硕果累累，特别是在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两国的政策沟通渐趋紧密。中尼关系 尼泊尔是与中国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最为稳定的国家之一。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友谊历久弥坚。近 30 年来，中尼关系发展鲜有起伏，堪称睦邻友好的典范。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两国关系不断深化，除政府间保持友好关系外，两国民间和经贸关系也发展良好。例如，2019 年 10 月，中尼两国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发表联合声明，将“中尼世代友好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中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尼双方实践着共建“一带一路”达天下、利天下的庄严诺言，在交通、经贸、农业、科技、能源、文化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化，成绩显著。中斯关系 近 30 年来，中国与斯里兰卡各种往来不断，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两国高层互访和互动更加频繁，两国政府签署多份文件，推动双边关系走深走实。例如，2014 年 9 月，中斯两国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签署《关于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就深化双边关系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行动计划。双方在经贸、宗教、文卫等领域合作持续加强，推动中斯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与此同时，受外部因素和斯里兰卡国内政治因素影响，中斯关系发展过程中也有过小的波动，但总体来看，双边关系始终在沿着正确的方向持续发展。中马关系 自建交以来，中国与马尔代夫始终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树立了大国与小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近 30 年来，中马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有互访，两国各界友好人士保持交流互访，双边合作持续推进。例如，2014 年 9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马尔代夫总统亚明会谈，中马双方决定构建面向未来的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合作开辟广阔前景，为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2024 年 1 月，两国元首宣布将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致力于打造中马命运共同体。双方合作渠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日益扩大，中马关系成为中国与近邻国家睦邻友好、亲诚惠容的又一典范。中不关系 不丹是亚洲唯一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但近 30 年来，中不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双方多种层级的互访和会晤日益频繁。例如，1998 年 12 月，两国签署了《关于在中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这是两国政府间签订的第一个协定。2021 年双方签署了《关于加快中不边界谈判“三步走”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2023 年又签署了《关于中不划界勘界联合技术小组职能的合作协议》。总体来看，中不双方保持密切联系，沟通顺畅，双边关系呈现出不断走近、时而接近突破的特征。纵观近 30 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与南亚国家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动下，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长期保持稳定有序的发展态势。其中，中印关系尽管多有曲折和坎坷，但互动明显加强，双边关系有着很大发展；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在质和量上也都在不断提升。从中国与南亚诸国关系的发展来看，印度的影响因素值得进一步关注。
由于地理、历史、文化、宗教、人口、心理及多数南亚国家对印度经济上的依赖等原因，印度在南亚的大国地位无可争辩，对南亚地区事务及除巴基斯坦之外的其他南亚国家具有明显的主导性影响，再加上其孜孜不倦的大国追求，致使其一向对南亚国家有“居高临下”之感，对外来的重要力量有一种“天然的”抗拒力。如前所述，中国一直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与南亚国家进行友好往来。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 2022 年 11 月在致第 6 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的贺信中所指出的：“中国和南亚国家互为友好邻邦和发展伙伴，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总体来看，南亚国家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惠，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但与此同时，在中国与南亚地区各国的双边关系、多边关系及各个领域的合作，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印度的态度和中印关系发展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主张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中国对南亚地区事务的态度也是积极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加强睦邻友好，以及积极开展务实合作。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9 年 10 月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晤时所强调的：“中印互为重要邻国，是仅有的两个人口超过 10 亿的大国。维护好、发展好中印关系，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政策”；“我们要对中印关系把舵定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规划中印关系百年大计，为中印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内生动力，携手实现中印两大文明伟大复兴”。然而，随着中国与南亚地区其他国家的合作和友好往来不断拓展、深化，印度对中国的敏感度也与日俱增。这既使得中印关系更加复杂化，增加了改善双边关系的难度，同时也影响着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进程。以下略举若干历史事实做简要分析：2019 年 8 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军队在克什米尔实控线附近交火，造成人员伤亡。中国认为，该问题是印巴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也是国际社会共识。有关方面应保持克制，慎重行事，尤其是避免采取单方面改变现状、加剧局势紧张的行动，并呼吁“印巴双方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有关争议，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但印方宣布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增派大量准军事部队。可见，印度并不赞成中方呼吁，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印度对中巴关系的态度。尼泊尔地处中印之间。近年来，中尼关系繁荣发展，经贸互动持续深化。如2019 年 5 月，樟木口岸货运通道正式恢复；中尼两国签署跨境铁路合作协议，“兰州号”南亚公铁联运国际货运列车和粤藏中南亚班列陆续开行；陆上跨境光缆开通，尼泊尔正式接入中国互联网服务。与此同时，印度也非常重视对尼泊尔的经济政策，其不但有基于“控制尼泊尔国内政治走向”为目的的经济援助，而且更有基于自身利益的经济制裁，其中部分原因就包括尼泊尔与中国合作。孟加拉国的建国和发展都受到印度的主导性影响，一些经济领域对印度依赖很大。孟加拉国独立后不断探索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十分需要外部的支持和援助，来自中国的帮助尤为重要。因此，处理好与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关系在孟加拉国对外关系中占有优先位置。孟加拉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有中国、印度、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2006 年，中国超过印度，成为孟加拉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10 年后，中孟双边贸易额一直保持稳步增长，2013 年，双边贸易额突破 100 亿美元大关，2015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147.1 亿美元。但近年来，印度日益强化其对包括孟加拉国在内的孟加拉湾的地缘关切，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与孟加拉湾国家的深入合作，阻挠中国在有涉孟加拉湾国家的地区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在被视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斯里兰卡，印度的影响仍然处于优势，但斯里兰卡与中国的友好合作给其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实惠和发展“红利”，双边关系不断发展，引起印度的高度紧张。至 2018 年 4 月，中国已成为斯里兰卡最大贸易国、最大基础建设合作方，累计为斯里兰卡贡献了超过 10 万个工作岗位。2020 年 11 月，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明确表示：“斯方愿在农业、科技、教育、投资等关系民生的重点领域加强对华合作，推动以科伦坡港口城、汉班托塔港综合开发为标志的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取得更多实质成果”。不过，作为南亚地区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印度极力塑造“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秩序”，一方面，印度排斥区域外国家介入南亚地区事务；另一方面，则对本地区国家实施不同程度的控制和影响。其对斯里兰卡也同样如此。不丹与印度的关系深植于历史、文化及两国多年建立于能源、贸易、投资等共同经济利益和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其经济、军事、外交等均受印度控制，迄今为止没有与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建交。如前所述，近年来，中不交流日益密切，双方先后签订一系列重要文件，推动交流对话不断走深走实。例如，从 1994 年 8 月开始，中国驻印度大使每年都会定期访问不丹，同不丹国王、外交大臣及官员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2001 年 6 月，不丹驻印度大使达戈·策林应邀访问中国，开辟了双边除边界会谈外新的接触渠道。2012 年 6 月，不丹首相吉格梅·廷莱在巴西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时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中不首次显示出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不丹与中国的边界谈判进程始终难以取得显著进展，不丹与中国的国家间关系正常化发展受阻，其根本原因完全是由于印度从中作梗”；其背后与“不丹受到与印度的国家间‘特殊关系’的制约”有直接关系，“本质上是‘保护与被保护’或‘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并不是现代国家间独立、自主、平等的关系”。综上可见，无论是就南亚地区各国的发展史还是就南亚地区整体发展史而言，印度都有着重要影响。鉴于多种因素的相互交织，中国与南亚国家发展关系需要综合考虑更多、更复杂、更多变的已知和未知情况，这就需要学界集中力量，重点攻关，及时提供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学术支持。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与南亚各国和整个地区的关系发展，影响因素之多，国家之间双边、多边互动和联动之密切，各种关系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差异之大，域内外因素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影响之多、变化之快，在中外关系中极为独特，大大增加了中国在外交实践中的难度，十分需要学界的大力支持和深度参与，特别是要加强对对象国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为此，笔者以为，学界需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南亚地区事关我国西南边疆安全。鉴于当前我国世界史、国际关系、外交、区域国别等各个学科和领域的发展现状，现有研究成果似乎难以满足国家层面和民间的交往需要，一些领域更是存在找不着、用不上的现象。因此，国内学界应在继续做好现有研究的同时，加强与外交、军事、产业、贸易等部门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对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商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研究，做到点、线、面的对接，有意识、有重点地提供精准服务。比如，国内学界能否从跨国史的角度加强对南亚国家与中国的交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一部《南亚通史》。又如，针对具体研究领域，尤其是一些涉及历史遗留问题及地缘政治、外交、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的问题，其现实意义重大，研究的紧迫性强，需要研究者熟练掌握多种语言，充分利用多国档案文献资料，运用历史、民族、国际关系、国际法、心理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这无疑对研究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但同时这也是极具家国情怀的重要研究议题，亟待学界付诸更多行动。主要受地理、历史、文化等因素的深远影响，再加上印度的突出体量，南亚地区基本形成了以印度为中心、涵盖整个次大陆的“印度文化圈”。中国秉持“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稳妥处理与南亚国家的关系，既关注到南亚地区作为整体的统一性，同时也注意把握作为单一国家的特殊性及其与他国的双边、多边关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是典型的区域国别学研究课题，需要用多学科、跨学科方法进行深入的综合性研究。从印度的角度来看，其对南亚地区的影响深远而广泛，历史形成的印度与其他南亚国家的联系是其开展外交及扩大软实力的重要基础。我们在开展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史研究时，既要看到印度的重要影响，同时更要看到其他国家的独特性，尤其是一些南亚地区的中小国家，如尼泊尔和斯里兰卡，本身具有中立主义传统，其为了自身发展，虽在某些方面会依赖印度，但却并不会完全依附。因此，我们要对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中的点、线、面在分别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有机结合，长时段、纵横结合地看待中国与南亚诸国的关系，同时还要考虑南亚地区中小国家与印度关系的互动和变化，区分战术议题和战略问题，不可一概一事一议。简而言之，研究中国与某个南亚国家的关系，一是离不开印度因素的分析，二是要兼顾其他国家，三是要关注它们之间的互动。总之，研究者需以中国学者的视角和世界史、地区史的视域，从历史看现实、从现实回望历史，经纬结合、纵横交织，全方位地看待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关系。南亚诸国均为多宗教国家，宗教氛围浓厚，宗教在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近年来对外交事务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内学界亟需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并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例如，南亚国家受印度教的影响较大，印度教在南亚国家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印度人民党即印度教历史文化产物的一个代表，它不但对印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对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包括对巴基斯坦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等。特别是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不断增强，使其政府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带有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在莫迪政府及印度人民党的宗教政治化与宗教社会化策略的双重驱动下，强势发展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不断重塑印度的内政与外交，放大了中印两国间原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及对华战略上单方面“敌意身份”，突出对华政策的竞争性和敌对性，弱化包容性与合作，加上 2020 年后数次发生的边境对峙事件，助推了中印关系“螺旋式下降”的趋势。而中印关系的倒退和低迷又影响了其他南亚国家处理对华关系时的反应、决策乃至行为方式。中巴关系也深受宗教的影响。近年来，中国与巴基斯坦经济合作日益深化的同时，巴基斯坦宗教极端势力对中国新疆安全稳定以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等产生了不利影响，近 30 年里巴基斯坦境内发生了数量较多的针对中国海外利益的恐怖袭击事件。就目前形势而言，宗教极端势力将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构成持续的威胁。因此，研究中国与南亚国家各个领域关系的发展，宗教的影响不容回避。所谓心理因素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应包括以下两个层面涵义。一方面，在我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中，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依然是主要影响因素，但民族性格、大众心态等心理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近 30 年来，中印关系冷热、起伏、曲折、倒退、徘徊，与印度上下的“大国追求”“政治正确”等都有密切关系。南亚地区其他国家的政治派别、国家领导人和民众对印度的看法及其在发展对华合作关系中对印度因素的微妙考量，南亚国家之间的互动往来及其背后的考量等，都是亟待加强研究的议题和领域。另一方面，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加速构建，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我国与南亚诸国关系的发展，特别是要对印度的作用及域外因素的影响具体分析，区别看待，充分认识中国为加强和改善与南亚国家关系所做的努力，并对其加以学理性阐释。总之，近 30 年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不仅为中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也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积极妥善处理与南亚国家的关系，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解决复杂严峻的全球性、地区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展望未来，国内学界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研究，为深化双边、多边关系提供学术支持和智力支撑。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