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以来，拜登政府正式启动了中美高层沟通：先是安东尼·布林肯作为5年来的首位美国国务卿到访中国，后有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和拜登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前后脚来华商谈，而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的访华之旅据报道也提上了近期日程。在较短的时间内，美国高层不断向中国展现对话的姿态，却不承诺收回或缓解对中国的打压措施，究竟是为了什么？
去年11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巴厘岛G20峰会上达成共识，为两国关系设置了底线。按照通常的惯例，当两国元首达成共识以后，各国政府内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会以各种形式进行磋商，最终落实各自元首的意图。然而，美国官员主动访华，不但没有放低姿态，还反复强调美国对华打压的“正当性”，一副“行不行，你看着办”的架势。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言论尤其值得回味，她表示，中美之间应该寻找一种健康的经济竞争关系，强调这种关系不是赢者通吃，而是使用“一套公平的规则”。此番言论与4月20日她在霍普金斯大学高级研究院的讲话中谈到的美国“不寻求竞争性经济优势”一样，令人质疑。
美国政府官员的言论表明美国在对华态度上看似有所后退，实则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接触，同时向世界其他国家释放一个信号：中美两国关系不尽然在回暖。耶伦的讲话在美国国内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有美国学者对此进行解读，认为美国不寻求“竞争性经济优势”是指美国不会寻求结构性或不公平的优势。不难看出，美国对华打压的举动与耶伦声称的不谋求“竞争性经济优势”的言论背道而驰，很难自圆其说。
耶伦带来的不是一种执行层面的沟通，而是通过象征性的对华接触来表面上缓解与中国的矛盾，背后的对抗性动作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有加大的趋势。一些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即将出台新规则，要求美国科技公司在向中国客户提供使用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云计算服务之前，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更重要的是，美国为了弥补此前的政策漏洞，采取措施进一步限制人工智能芯片向中国的出口，这就是美国科技限华政策的后招。
对美方而言，美国于去年10月7日采取针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措施是一件标志性的事件，具有历史性意义。美国国内一些人认为它可以与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一事共同“载入史册”，决定了未来中美竞争以及全球秩序的走向。
美国如此看重芯片的作用，究其原因在于芯片对中国硬实力的提升推动作用和由此给美国带来的所谓“安全压力”。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逻辑很直接，即先进芯片及其驱动的超级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系统可用于新的武器研发和监视设备的生产。
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是高端科技研发的强力助推器，可以说，一国拥有超级计算机的数量越多，意味着该国的高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美国田纳西大学创新计算实验室运行着一个名为“TOP500”的项目，每两年对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进行排名。截至今年6月，中国占据134个席位，而美国占据150个。该项目宣称，中国超级计算机的数量表面上看少于美国，但被“严重低估了”，中国可能在超级计算方面领先美国。
中国超算能力的发展让美国感觉失去了所谓的“安全感”，担心中国在量子计算等高技术领域取得快速进展“会威胁美国情报机构乃至全美国的保密系统的安全”，因为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正是利用这种高技术不对称优势窃对全世界进行情报渗透，而如今美国有这种恶意的“推己及人”也就不难理解。
此外，中国先进战舰、战机和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也成为了美方的眼中钉，美国五角大楼宣称，2021年中国进行了“环绕地球飞行的高超音速武器测试”，开发了一种“能够克服现有的物理定律、可在高超音速飞行时用以发射导弹的机动航天器”，而无论真假，类似的论述都成为了美方谋求限制中方科技发展的所谓“合理性”和“必要性”。
美国高官连续访华，看似放低姿态，实则在高科技制华方面不肯松口。另一方面，这也严重低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决心与能力。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是赌中国“难以复制极为复杂的半导体生态系统及其供应链的所有部分”，却忽略了中国本土技术在倒逼之下的成长能力，更忽视了中国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对外界的低依赖度。因此，美国对华“打一巴掌给一颗糖”的敷衍方式，不会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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