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首发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1期
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原文约 13300 余字
中美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简称《上海公报》）过去整整50年了。如今中美关系又来到一个决定前途和去向的十字路口。
一、以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变化的世界和国际形势
在中美开启和解进程之前，两国有过22年的敌对和隔绝。然而，国际形势是在变化的，中美两国也处于变化之中。对美国来说，打开两国关系的需要是很明显的。首先，美国陷在越南战争之中多年，这场战争严重消耗了美国的资源，分裂了美国社会，损坏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其次，美苏竞争日趋激烈，美国面临着苏联在第三世界空前的扩张，中美和解将成为对苏联扩张的重大牵制。再次，新中国经受住了美国及其盟国20多年的封锁和禁运，不仅没有倒下，而且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大。
对中国来说，改变中美关系的必要性一样明显。首先，“文革”使中国在外交上陷于孤立，这种局面亟待改变，由于美国仍然是西方世界的头号强国，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有助于中国恢复和拓展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更好地发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其次，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构成了现实的安全威胁，改善中美关系有助于中国对付苏联的威胁。再次，由于美国深深地介入了台湾问题，中美和解有助于早日解决台湾问题。
中美双方互有需要，都认为搞扩张的苏联对各自的威胁超过了中美对彼此的威胁。1969年10月以后，双方经过小心翼翼的试探、“小步舞”、通过种种渠道发出信息，包括通过多个第三方的传话和乒乓外交，终于实现了1971年7月基辛格对中国的秘密访问，商定了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破冰之旅”。
二、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
中美关系解冻发生在冷战的高峰时期，而冷战的一个特点就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在中美走向和解过程中，可否把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切割开来是一个大问题。双方决策者都清楚两国之间巨大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鸿沟，双方都是从各自国家利益的需要出发与对方进行和解的，而不是为了改变对方的信仰、理念和生活方式。在意识形态方面，当时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那就是中苏之间的分歧远远大于中美之间的分歧。与美国意识形态的威胁相比，苏联意识形态的威胁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实际上，正是这种状况推动了中美和解。
国际关系的研究者都认为，决策者的决定和行为要受民意和舆论的制约，这没有错，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决策者足够果断，足够大智大勇，并且认准了方向，拿定了注意，那么他也是可以反过来引导舆论、教育舆论的。尼克松访华前发表的多篇文章和讲话，实际上都是对美国舆论的一种引导。其结果是，美国社会普遍接受了与中国的和解，美国媒体的反应也基本是正面的。
三、聚焦于解决关键问题
中美关系的突出问题是美国在台湾的介入妨碍了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中美和解的关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尼克松在1972年2月22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再次确认了美方对台湾问题的五项原则：第一，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再发表类似“台湾地位未定”的声明；第二，美国不曾也不会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第三，美国在逐渐撤出台湾时，会竭尽所能运用影响力，阻止日本进入台湾；第四，美国支持任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第五，不支持台湾方面“反攻大陆”。其中第四点实际上是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这是美方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一贯要求，中方从未接受过。
尼克松访华最重要的成果是达成了《上海公报》。美方关于台湾的立场是这样表述的：“美国认识到（acknowledges），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一说法确认了三个基本事实：第一，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属于中国，即中国对台湾享有主权，这就明确了台湾的主权问题，否定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第二，海峡两岸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是有共识的；第三，美国对上述两点没有异议。由于当时美国还与台湾保持着“邦交关系”，因此美方表述中的“中国”的涵义是不清楚的。美方还“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但没有提及1954年的美台条约，即是说留待以后解决。
《上海公报》中的遗留问题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1982年8月17日）》解决的。《中美建交公报》载明：美方“承认(recognizes)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这样，“中国”的涵义就清楚了。“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台之间只能保持“非官方关系”。这是美国在处理任何涉台问题上的一个总的原则，一个不可逾越的界线。《中美建交公报》还重复了《上海公报》的说法，美方“承认(acknowledges)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的原则得到明确和确认。《八·一七公报》中美方再次承诺“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在两国之间的公开文件中作出这样的承诺，是对一个中国原则力度更大的重申。公报的核心内容是第六条：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售台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并准备逐步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公报虽然仍然没有最后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美方的承诺仍然带有模糊性，但它对美国是个约束，也为中美关系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
四、坚持原则，展现灵活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阐述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具体谈判过程中，中方坚持了循序渐进的做法，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表述的灵活性结合，彼此有多处相互妥协。
《上海公报》的主旨是要提出一个中国的原则，解决台湾的主权问题。但如何提出、如何措辞是很有难度的，尤其是在当时美国尚未与中国建交，还与台湾保持着“邦交关系”的情况之下。最后，双方同意了现在这样一种说法，即中方阐明自己的立场，美方对海峡两岸中国人的立场“不提出异议”。
建交谈判是要把一个中国的原则具体落实下来，双方遇到的困难更多，主要的妥协有三项。第一，美方接受了中方提出的三项条件，包括废除1954年的美台条约，中方同意美方以“终止条约”的方式解决“废约”问题。第二，美方要求中方承担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遭中方拒绝。美方退而求其次，提出要在发表建交公报的同时发表一项声明，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要求中方不予以反驳。中方回应说，中方也要发表一项声明，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第三，美方又提出， 1980年后美国仍要向台湾出售武器。这对中国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如果同意美方条件，售台武器的问题可能长期得不到解决；如果拒绝，正常化的机会可能稍纵即逝。邓小平权衡利弊，最后果断决定，先建交，售台武器问题建交以后接着谈。
《八·一七公报》也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双方的主要争议是：（1）中方要求将解决美国售台武器与《上海公报》《建交公报》中双方确认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直接挂钩，美方反对；（2）美方要求将其解决售台武器问题的承诺与中方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直接挂钩，遭中方拒绝；（3）关于美方解决售台武器问题的承诺，中方力求尽可能明确，即美方要确定一个期限，“在规定的期限内，出售给台湾的武器将逐年减少，以致最终完全停止”，美方则力求含混。正因为美方在公报中的承诺中尚有模糊之处，中方阐明立场：第一，期待美方认真履行承诺，不要玩弄数字或借口生产上的原因而引起新的争执。“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这个“一段时间”的涵义很清楚，即是有限的，不应推到遥远的将来；至于“最后的解决”， 只能是最终停止售台武器，而不应作任何别的解释；逐步减少当然不是一年减少一美元。第二，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以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为前提。第三，《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单方面制订、严重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原则的，美国总统在执行该法时有很大的机动权限，美方应正视这个问题。
五、汲取历史经验，重建中美关系
如今中美两国关系处于“破冰”以来的低点，这又是怎样造成的呢？
奥巴马在2011年《国情咨文》中表示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美国人普遍产生了可能失去“世界第一”的焦虑感。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底的报告也预测，到2030年美国可能结束超级大国的地位，面临“同等大国中的首位”（first among equals）的地位。特朗普不仅发起了对华贸易战，而且对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打压，使中美关系跌入建交以来的低谷，也严重伤害了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拜登政府虽然一再表示“不寻求与中国对抗”，却把中国定位为长期的激烈的战略竞争对手，把中美关系视为“竞争、合作、对抗”三者的混合物。美方说一套，做一套，实际是在强化同盟体系，指望盟国与美国一起围堵中国；对中国再次挥舞人权大棒，干涉中国的内政；继续把新冠溯源问题政治化；尤其在对台关系上打“擦边球”，继续冲撞一个中国的底线。中美关系到了需要再次重建的关键时刻。
双方应该以拓展共同利益为导向来处理两国关系。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形势的两个大趋势是全球化和多极化。中美两国间彼此相互依存是几十年全球化的结果，要单方面 “脱钩”是脱不了的。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为了赶超美国，中国无意取代美国，既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这个实力。中国历代领导人都表示反对霸权主义，不搞霸权主义。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希望美国决策者走出对中国的战略误解和误判，不再把中国当“假想敌”，如实看待中国的发展，与中国一起实现中美关系的新和解，这才是对两国、对地区和世界都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