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胡杰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讲师
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
原文首发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1期
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
提到预防性战争，人们通常会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日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前的日本、1981年突袭伊拉克核设施的以色列、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美国为主要讨论对象，但甚少提及历史上英国所发动的预防性战争，一般只对英法未能在20世纪30年代对纳粹德国发起预防性战争感到遗憾。对于以海权为安全基石的英国，学界一般认为其受到海权局限性的制约，导致其战争哲学偏重于防御导向。无疑，这种认识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英国具有着眼于主动消除威胁的预防性战争思维。英国的预防性战争思维主要针对海权威胁，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三个历史案例上，即1807年炮轰哥本哈根的行动、1899-1915年对德国进行预防性打击的构想，以及1940年的米尔斯克比尔事件。
一、炮轰哥本哈根与“哥本哈根综合症”
1807年英国舰队炮轰哥本哈根的行动，往往被视为英国预防性战争思维的奠基之作。在拿破仑战争中，为阻止丹麦加入法国的“大陆封锁”体系，特别是担心丹麦在法国的压力下封锁对英国至关重要的波罗的海，利用其可观的海军力量阻断来自波罗的海的商品和海军造船材料供应，甚至与法国并肩作战，直接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英国蓄意制造了炮轰哥本哈根的行动。
英国突袭哥本哈根的行动表面上是针对丹麦舰队，以避免在拿破仑大陆封锁的重压下，波罗的海通道对英国关闭，但实际上是为了挫败拿破仑法国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失利后继续寻求在海上挑战英国的努力。这一行动有力地巩固了英国的海权优势，奠定了最终击败拿破仑法国的基础。
二、费希尔的对德预防性战争构想
约翰·费希尔在1904-1910年和1914-1915年两次出任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费希尔一直着眼于对德国发动预防性战争，即“哥本哈根化”德国公海舰队，以一劳永逸地消除德国对英国海权带来的威胁。
早在1899年，时任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的费希尔就曾考虑在未来的对德战争中对距柏林仅90英里的波美拉尼亚海岸发动两栖突袭行动。在1905年的摩洛哥危机中，费希尔曾主张派出英国海峡舰队前往波罗的海演习，以威慑德皇威廉二世的冒险倾向。他甚至提出，英国舰队在必要时可以将演习变成真正的战斗。
如果说费希尔在1905年的主张还是以威慑德国为主的话，那么他主持制定的1907年英国海军作战计划就鲜明地体现了其主动进攻精神。这份计划首先提出夺取德国近海的博尔库姆岛，以便英国夺取波罗的海的制海权。同时，此举还可使英国掌握战略主动权，迫使一直坚守不出的德国公海舰队出港同英国展开舰队决战，为英国彻底摧毁德国海军创造机会。在1909年的帝国防务委员会会议上，费希尔再次建议在柏林以北90英里地区派遣一支陆军部队进行登陆作战。
1915年初，费希尔又提出“波罗的海计划”，主要内容有两点：第一，由英国舰队运送大批俄军在波美拉尼亚海岸登陆，迫使德国出动公海舰队驰援波罗的海，为英国利用优势力量开展舰队决战创造机会；第二，俄军登陆后直插德国腹地，而部署在西线的德军主力难以及时回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俄军攻占柏林，重演七年战争的一幕。
除提出一系列作战构想和计划外，费希尔还至少两次直接提出“哥本哈根化”德国舰队的设想。1904年底，费希尔在同英王爱德华七世的私人谈话中首次提到在德国舰队壮大之前对其进行预防性打击，即重演拿破仑战争中英国舰队突袭哥本哈根的丹麦舰队的一幕。1908年初，费希尔再次向爱德华七世提及了在基尔“哥本哈根化”德国舰队的设想。当然，费希尔的提议因为被斥为“太疯狂”而遭到了爱德华七世的拒绝。尽管费希尔从未公开宣称要“哥本哈根化”德国舰队，但从1899-1915年费希尔关于对德作战的一系列构想看，他确实一直在谋划对德国舰队进行预防性打击。
三、丘吉尔与米尔斯克比尔事件
“米尔斯克比尔事件”又称“奥兰事件”，它是指1940年7月英国为防止战败的法国将其仍完好无损的舰队交给德国，而对驻泊于法属北非米尔斯克比尔港和奥兰港的法国舰队发起突袭的事件，这次突袭属于英国旨在夺取法国舰队的“弩炮行动”的一部分。法国崩溃后，英国认为德国利用法国舰队对英国发起入侵迫在眉睫，并且德国已准备好利用占领的法国和低地国家海岸打击英国的商船货运，这也是依赖海运的英国所无法承受的。
在米尔斯克比尔事件中，英国海军击沉了法国海军“布列塔尼”号战列舰，重创了“普罗旺斯”号战列舰和“敦刻尔克”号战列巡洋舰，只有“斯特拉斯堡”号战列巡洋舰逃到土伦。米尔斯克比尔事件前后，英国在朴茨茅斯等本土港口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分别控制了2艘和1艘法国“布列塔尼”级战列舰，在突袭达喀尔的行动中重创了法国“黎塞留”号战列舰。在卡萨布兰卡的“让·巴尔”号战列舰则一直未完工。这一系列攻击确保了法国海军彻底不再构成对英国的威胁，让英国一直担心的海军力量对比失衡的危险不复存在。
四、海权与英国的预防性战争思维
从上述三个历史案例中，我们可以概括出英国秉持预防性战争思维应对海权威胁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
第一，英国始终具有通过预防性战争方式消除海权威胁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源于英国在海权问题上强烈的不安全感，由此催生出追求绝对安全的心理需求。作为一个海权国家，英国对其他国家海军力量的增长有着本能的高度敏感。在感受到他国海军带来的挑战和威胁后，英国通常会有三种应对选项，即开展海军竞赛、通过谈判要求他国裁军或放缓海军建设速度，以及通过预防性战争“哥本哈根化”他国舰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费希尔“哥本哈根化”德国舰队的提议，也是英国为获得绝对安全感而考虑的终极选项。从结果上看，英国在1807年和1940年的行动分别成功地打断了拿破仑法国和纳粹德国海权力量增长的进程，减轻了它对遭到权势持续增长的敌人打击的恐惧。
第二，英国以预防性战争应对海权威胁的惯性思维，主要受到假想敌的动机和实力两大因素的制约。由于英国长期掌握海上霸权，因此动机因素对英国决策和预防性战争惯性思维的形成影响更大。丹麦在拿破仑法国的压力下封锁波罗的海或将其舰队交给法国、威廉德国建成一支实力接近英国海军的舰队，以及法国舰队加入纳粹德国对英作战，对英国而言都是无法接受的后果。
实力因素是指英国对发动预防性战争的风险和成本的评估，即英国能否以可接受的成本来成功实现其打断潜在敌国发展势头的目标。具体来说有两点：其一，对象国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海军实力是否能给英国造成难以接受的损失；其二，英国是否能承受打击对象国可能引发的政治后果，即打击范围和战争烈度是否可控。简言之，英国能否有把握挫败敌人的防御和反击，取得一场酣畅淋漓的速胜，并且不至于导致冲突不断升级。
第三，英国发动的预防性战争遵循了其一贯的有限战争模式，这种有限性主要体现在目标有限和规模有限两个方面。在目标方面，英国的预防性战争思维主要局限在海权层面，而并未如德国和日本发动的预防性战争一样上升到赌上国运的高度。在规模方面，英国并不寻求通过预防性战争推翻敌国政权或进行军事征服，而是着眼于最大限度地削弱敌方的权势，消除对英国海权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将战争规模和烈度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这也是控制成本和风险的理念的体现。
第四，决策者个人因素对英国以预防性战争思维应对海权威胁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它决定了英国是否能按照预防性战争思维制定政策，以及在关键时刻是否有决心发起预防性战争行动。坎宁是促成英国炮轰哥本哈根的关键人物。费希尔海军专业人士和铁血军人的形象贯穿了他整个职业生涯，他在多个岗位任上一直积极备战，并奉行同敌人作战要“先下手为强、迎头痛击、四处开花”的战争哲学，因此其内心始终潜藏着“哥本哈根化”德国舰队的冲动就不足为奇了。此外，英国在1940年做出坚决消灭法国舰队的决定，也在很大程度上与丘吉尔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