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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媛昕 卢嘉琦:独立路漫漫——库尔德人独立问题简述

发布时间:2017年09月28日  点击率:333

伊拉克库尔德人于2017年9月25日就库尔德自治区(以下简称“库区”)独立问题举行公投,公投的地区将不限于库尔德自治区政府管辖的三省,还将包括那些由库尔德人控制、但与伊拉克中央政府存在争议的地区。尽管该项公投计划遭到伊拉克政府以及邻国的强烈反对,但库区议会仍通过了按期举行公投的计划。库尔德人作为中东地区最大的民族之一,却未能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数十年来库尔德人追寻独立的行动,始终是中东动荡的因素之一。

         

一、库尔德人概况
库尔德是西亚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中东地区仅次于阿拉伯、土耳其和波斯民族的第四大民族,目前总人口约3000万。库尔德人所生活的地区被称为“库尔德斯坦”,位于今天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部、伊拉克北部、叙利亚东北部及高加索部分地区构成的一个狭长弧形地带。库尔德人在这些国家中的人口占有相当的比重。

库尔德问题实质上是库尔德民族要求独立建国而与该地区其他政权(主要是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四国政府)产生矛盾冲突而引发的问题,其以复杂性、尖锐性和国际性特点长期以来都是中东地区仅次于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冲突的第二大热点问题。


由于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多山环境,外来文明很难真正的植根于库尔德人心中,库尔德人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其文化的独立性,在群山环绕之下,无论哪个政权统治这一地区,库尔德人总是以一种半独立的姿态存在,库尔德人的文化圈总能保持相对完整。所以历史上库尔德人虽曾臣服于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却始终保持半独立状态,即使遭到一定程度的同化,接受了伊斯兰教逊尼派,但仍保留着库尔德语言和习俗。这种文化的独立性,是库尔德人坚持独立自治的思想根源。

二、库尔德问题的历史由来
1639年,奥斯曼帝国与波斯萨法维王朝签订《席林堡和约》,对库尔德斯坦进行瓜分,同时他们双方都默认库尔德地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治权。19世纪,随着西欧民族主义的广泛传播,库尔德民族主义也开始酝酿,这种民族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英国、法国等殖民国家所利用以干涉奥斯曼帝国的事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库尔德人为英国提供战略补给与兵员并成为英国的盟友,英国许诺库尔德人以极大的自治权甚至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但是英国并没有信守自己的诺言。在英国获得伊拉克委任统治权之初,为了压制不满的阿拉伯人,英国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方法,即笼络库尔德人压制阿拉伯人。但是英国一直不肯让库尔德人真正实现独立,并乐于看到库尔德人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武装斗争,因为这样一来英国既能够弹压阿拉伯人,又有足够的理由留在伊拉克。这种行为虽有利于英国的委任统治,却在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埋下了敌对的种子。1920年,巴黎和会就如何处置奥斯曼帝国达成了《色佛尔条约》,规定建立自治的库尔德斯坦,奥斯曼苏丹也接受了这一条约。不过,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改变了这一历史进程,他不仅否定了《色佛尔条约》,也否认了库尔德人拥有独立合法的民族地位,并将其称为“山地土耳其人”。在1923年土耳其与协约国签订的《洛桑条约》中再没提及库尔德自治或独立问题,库尔德人获得独立的愿望落空。库尔德人不仅不能在库尔德斯坦建立独立的国家,还要承受四分五裂的痛苦,其历史根源不仅是早前奥斯曼帝国与波斯萨法维王朝签订的《席林堡和约》,更直接的原因是英法两国签订的《赛克斯—皮柯协定》。英国于1916年与法国秘密签订《赛克斯—皮柯协定》,将奥斯曼帝国亚洲部分的领土瓜分殆尽。在没有考虑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和民族等因素的情况下,根据殖民利益,简单的将巴士拉、巴格达两省划归英国势力范围。摩苏尔(库尔德自治区的政治中心)一省则划归法国势力范围,再次分裂了库尔德斯坦地。

 一战结束后,英国觊觎摩苏尔地区的石油资源,在1920年的《圣莫雷协议》中法国同意将摩苏尔划归为英国委任统治,1926年,摩苏尔被正式划归伊拉克王国。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聚集区被划入法国控制,于是原本的库尔德斯坦就从《席林堡和约》时的一分为二变成了一分为五,被分别划分到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苏联,库尔德人问题随即产生。


三、库尔德人寻求独立的尝试
库尔德人自20世纪初以来从未放弃过寻求独立,目前为止影响力较大的独立运动大约有四次。
1918年,在一战中战败的土耳其在凯末尔领导下,掀起民族独立运动,前奥斯曼帝国军官努里帕夏领导的库尔德武装协助凯末尔取得战争胜利。但是战争结束后凯末尔并未给予库尔德人渴望的自治权。1927年10月,努里帕夏与凯末尔决裂,建立“阿拉拉特共和国”,想要将土耳其一半的领土分裂出去,为此凯末尔出动7万大军对独立运动进行镇压,“阿拉拉特共和国”只存在了两个月就宣告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成美苏两极对抗格局,库尔德斯坦的独立运动成为美苏在中东博弈的棋子。1945年12月,在苏联支持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在伊朗西部的库尔德部落成立“马哈巴德共和国”,其目标是推翻伊朗、伊拉克政权,建立统一的库尔德斯坦共和国。1947年,苏联迫于美国扬言使用原子弹的压力从伊朗撤军,“马哈巴德共和国”随之被伊朗军队摧毁。


1991年初,伊拉克北部两大库族势力(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借海湾战争发动起义,遭到伊拉克政府镇压。4月7日,美英法等国家在伊拉克北部设立“禁飞区”以保护库尔德人,两派开始在各自所控区域建立“国中之国”,并在美国的调停下共同建立自治区,延续至今。


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势力在伊拉克北部和西部不断扩张,伊中央政府不得不选择与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合作打击极端分子。最近随着“伊斯兰国”的威胁逐渐降低,伊中央政府与库尔德自治区政府间的分歧再次凸显。2017年9月15日,库区议会在39%的议员因出于抵制而缺席的情况下仍然通过了在本月25日进行独立公投的计划,此举遭到了伊拉克政府以及周边国家政府的强烈反对,伊拉克国民议会已经通过决议反对库区进行独立公投,并授权总理阿巴迪采取“一切措施”维护伊拉克统一。

 

四、伊拉克库尔德公投浅析

事实上,得益于1991年海湾战争以及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战争,伊拉克库尔德人已经获得了“半独立”的地位,库尔德人拥有自己的议会、行政机构和军队,使用着不同于伊拉克的货币,同时控制着伊拉克全国17%的石油收入。在“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动荡之中,库尔德人作为抵抗恐怖主义的重要力量,在战斗中整合了内部多个派别与部族,锻炼了军事能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与同情,更重要的是库尔德人的实际控制范围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库尔德斯坦”地区,比如盛产石油的基尔库克省。

库尔德人控制的地区大多是富饶的石油产区,每天大约有60万桶石油从库尔德控制区内通过“土耳其-库尔德”管道出口海外,同时稳定的石油产出还为库尔德控制区带来大量的投资,为库尔德人进行独立活动积累了充分的资金。


现如今,“伊斯兰国”恐怖势力节节败退,伊拉克政府着手恢复国内秩序,伊拉克中央和库尔德自治政府的分歧即将上升为主要矛盾,继续留在伊拉克国内,维持着“半独立”的局面已非明智选择,因此库族领导人决心组织公投脱离伊拉克。

 

虽然有一定实力,但库尔德独立之路仍面临重重困难。
首先库尔德人虽然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利,但毕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在诸多领域暂时仍不能摆脱伊拉克政府的影响:库尔德自治政府无法像联合国承认的其他主权国家一样进行军事装备购买,使库尔德自治区空域受到伊拉克空军威胁;无法保证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信用度,库尔德人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必须使用伊拉克护照和信用卡,稳定的资金来源得不到保障。如果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自治政府就公投问题爆发冲突,库尔德自治政府会处在相当劣势境地。


其次是周边恶劣国际环境的影响。库尔德控制区深处中东内陆,被多个国家所环绕,而这些国家都不支持库尔德人独立运动。以土耳其为例,其国内居住的库尔德人数量最多,所占比重很大,土耳其政府也曾多次镇压国内库尔德独立运动。如果伊拉克库尔德公投独立成功,会给土耳其等周边国家带来两大恶劣影响:一是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成功,必然会鼓舞周边国家内部库尔德分裂势力的活动;二是“库尔德斯坦”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地理概念,而不是明确的政治概念,如果库尔德人独立成功,会带来边界划分问题。


第三是库尔德独立问题的背后始终躲不过域外大国干预。近代以来库尔德人独立运动始终与域外大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一战时期“英库同盟”攻击奥斯曼帝国,还是“美库同盟”联手打击萨达姆政权,“独立”一直都是域外大国利用库尔德人实现自身利益所给出的“馅饼”。随着恐怖主义实力的逐步退却,未来中东地区局势还将面临洗牌,库尔德人独立问题再次被拿到台前,其背后更多的是美俄等大国对中东地区新秩序构建的博弈。

 


参考文献:
[1]O’Leary, Carole A,"The Kurds of Iraq: Recent history, future prospects."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4 (2002): 17-29.
[2]O'SHEA, Maria T,“Trapped between the Map and Reality: Geography and Perception of Kurdistan”,2004
[3]]Yavuz, M. Hakan, and Michael M. Gunter,"The Kurdish Nation." Current History 100.642 (2001): 33.
[4]王京烈:《困扰多国的库尔德问题》,《西亚非洲》1994年第5期
[5]杨兴礼:《简论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世界民族》1997年第2期
[6]李绍先:《库尔德问题来龙去脉》,《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10期

 

作者:秦媛昕,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卢嘉琦,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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