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成振海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巴基斯坦研究院研究员
原文首发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4期
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有所删减
科威特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与伊拉克的领土争端问题曾是中东动荡的重要因子，特别是1990年“海湾危机”的爆发，曾深刻影响和塑造了波斯湾地区的政治格局，影响延续至今。那么，“弱小”的科威特与其两个强大邻国的领土争端从何而来，以及当时作为科威特保护国的大英帝国扮演了何种角色就成为我们必须要探知的课题。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本课题的研究较少，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对英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也未能给予充分的探讨。英国基于自身利益和意愿主导科威特边界形成的行为，短期内强化了英国在波斯湾的霸权地位，但为未来科威特与其邻国的领土边界争端埋下了祸根。
一、土科“模糊”的宗藩关系与“科威特问题”的产生
土耳其帝国素丹苏莱曼一世时期，包括科威特在内的海湾北部阿拉伯沿岸的游牧—部落地区被纳入土耳其帝国的影响力范围，但实际上仅是土耳其权威的辐射地带，当地的控制权掌握在阿拉伯部落酋长或首领的手中。在当时，萨巴赫家族的“绝对控制区”仅限于科威特城及其附近地区，其外围是若干依附于萨巴赫家族或者向其贡献“天课”的游牧部落。这些部落的忠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依附对象的强弱变化而改变，因此这里的势力范围往往变化不定。
1871年，畏于土耳其远征军的征服，科威特接受了土耳其帝国素丹赐封的“加伊姆卡姆”头衔和后者的“宗主国”地位。1896年，穆巴拉克·萨巴赫通过发动宫廷政变推翻了受土耳其帝国政府支持的穆罕默德一世·萨巴赫的统治。为了防止土耳其方面借机吞并科威特，穆巴拉克开始不断向英国驻波斯湾官员寻求“保护”。而是否接受科威特的请求，成为英国波斯湾政策面临的新课题，英国的“科威特问题”也由此产生。
二、由避免卷入到积极介入：英国对科威特问题的态度变化
波斯湾被大英帝国视为“保护英属印度的警戒线”。出于连通和保障印度殖民地通道安全、独占海湾贸易利益并排除其他列强势力染指的需要，从1820年开始，英国以武力为后盾，通过与海湾酋长或者地方首领达成系列协议的形式，迫使他们接受“英国治下的和平”。至十九世纪末，依靠“条约体系”以及英印海军对海湾水域及其沿岸的威慑和管控，英国基本上确立了在海湾地区的霸权地位。
然而，由于对科威特与土耳其帝国间关系性质的不确定，英国始终未选择进一步扩大在科威特的影响力。特别是在1893年4月，英国驻土耳其帝国大使曾承认土耳其政府“对自巴士拉至卡提夫地区的主权（Sovereignty）权利”。因此，当穆巴拉克向英国驻波斯湾官员提出请求之时，伦敦政府的反应起初较为谨慎。为了避免英土两国微妙关系愈加复杂化，1897年10月，由印度事务部出面，英国首次拒绝了穆巴拉克向其寻求保护的请求。然而，仅在约一年后，英国就通过了1899年“英科秘密保护协议”，与科威特初步建立起保护关系。
英国的转变主要是由于波斯湾地区大国博弈的加剧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威特地缘价值的凸显。这些对英国的挑战主要是由于土耳其人有意引入其他列强进入波斯湾制衡英国，例如土方授权德意志帝国和沙俄参与土耳其的铁路修建计划，特别是巴格达铁路计划。这使得英国内部支持介入科威特问题的声音很快占据上风，导致英国对科威特问题的完全转变。
三、英国的“斡旋”与科威特边界问题的出现
尽管英国与科威特初步建立了“保护关系”，但是其合法性显然不能得到土耳其人的认可。为避免土方产生怀疑，英国人起初更多选择扮演“旁观者”或者“幕后者”的角色。然而不久后，由于穆巴拉克与土耳其帝国的臣属——统治纳季德地区以北杰贝勒沙马尔的拉希德家族政权的冲突，土方对科威特的军事威胁增强，致使英国不得不走向前台。
1901年“祖阿弗号”事件之后，英土通过相互照会的形式，达成了实际上有利于英国在科威特进一步扩充力量的“维持科威特现状协议”。然而，这一权宜性的安排注定难以长久。土耳其帝国和英国方面都不断突破这一现状，导致英土在科威特的争端不断。其中，科威特与土耳其帝国有关布比延岛归属问题的争论引发了英国对确定科威特领土边界的重视。为了抢占科威特的优势地理位置，英国在1907年与科威特达成“土地租赁协定”，将可能被土耳其和德国列为巴格达铁路终端的卡萨马湾、沃尔拜岛等地纳入其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范围中。
1908年，受英印政府委派，英国外交官、历史学家约翰·戈登·罗瑞莫根据英印政府和诺克斯以往的调查报告，结合穆巴拉克提供的证据和罗瑞莫游历阿拉伯半岛内陆期间的见闻，对科威特的领土边界的位置进行了划定，“罗瑞莫边界线”由此产生。它成为之后英方界定科威特领土边界的基础。
四、英土谈判与科威特理论边界的初步形成
1908年7月至1911年初，面对国内不断爆发的革命、分离主义运动以及外部列强的趁火打劫，土耳其帝国政府不得不积极寻求改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随着欧洲局势的日益紧张，英国也希望就波斯湾地区的一系列争议问题与土耳其人达成协议。1911年初开始，英土就两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利益问题展开谈判。关于科威特议题，其内容具体包括科威特作为巴格达铁路终端问题、土科关系问题、科威特边界问题。三者之间相互交织，互相影响，使英土关于科威特的谈判更加复杂化。
在谈判中，科威特作为实现英国利益的工具性角色暴露无遗。英国内部的共识是，科威特的政治身份形式可以谈判，但英科间的保护关系、科威特的“自治权”、英国对科威特的港口垄断权必须得到保证。显然，这不但不符合科威特统治者寻求彻底独立于土耳其帝国的目标，也与土耳其要求获得科威特领土主权的要求完全背离，因此英土谈判很快陷入僵局。
然而，国际局势的发展又再一次推动英土谈判的重启。鉴于欧洲局势的日益恶化，英国人愈加担心土耳其与德国进一步走近。为了缓和英土关系，英国外交部建议应给予土方“适当体谅”。在此基础上，印度事务部率先提出将“罗瑞莫边界线”一分为二，其中北部被视为科威特无可争议的“领土”，科威特统治者享有“完全自治权”，而更为广大的南部被称为“受科威特影响的地区”，土耳其帝国政府“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同时，在土耳其最关注的科威特主权归属的问题上，英国通过模糊的表述得到了土耳其的勉强认可。1913年7月29日，英土关于两国在波斯湾地位问题的协议最终达成。然而，由于土耳其帝国在1914年11月正式加入同盟国作战，英土条约随之夭折。作为反制，英国宣传承认科威特的独立地位。科威特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和英国的保护国地位完全确立下来，直至1961年完全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