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胡德坤
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理事长
序言
《成均中国观察》是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刊物，在中韩两国学界都很有影响。对中国学者而言，是了解韩国学术界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窗口。对韩国学者而言，是了解中国问题的窗口。《成均中国观察》季刊2020年第3期刊登了韩国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李熙玉对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理事长胡德坤教授的一段关于新冠肺炎的视频采访。胡德坤教授是我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著名专家，此次疫情期间一直身处武汉，在“最前线”亲身经历了此次抗疫，他通过切身感受介绍了武汉的防疫经验和对中国防疫模式的看法，并阐释了新冠肺炎对世界发展史产生的影响。
李熙玉（以下简称“李”）：谢谢胡院长接受我们的专访。在武汉疫情期间我们最关心的是胡老师的健康。现在新冠肺炎全球范围内大流行，世界陷入前所未有之困境。中国成为了率先克服新冠肺炎的国家，您一直在此次疫情的中心武汉，在“最前线”亲身经历了此次抗疫，我们在韩国也比较担心您的安危。
胡德坤（以下简称“胡”）：谢谢李所长的关心，我和我全家均安，勿念。的确，正如李所长所言，现在新冠肺炎全球范围内大流行，世界陷入前所未有之困境。武汉市拥有1100万常住人口，是中国疫情最早发现、受新冠病毒危害最大的特大城市。武汉大学地处武汉市，2020年1月11日，学校开始放寒假，大多数学生离校回家过传统节日春节。我作为武大教师没有离开武汉，亲身经历了武汉市抗击新冠病毒的全过程。
李：在疫情期间，您是怎样度过的？请讲述一下您在武汉的切实经历。
胡：作为老年人的我在疫情中就是一个普通市民，被隔离在家，不能走出所在社区。我的认识是，自觉遵守隔离规定，不给自己传染病毒的机会，不给他人添麻烦，就是在支持武汉市的抗疫斗争。在家隔离期间，我审阅了3篇硕士学位论文、3篇博士学位论文，审读修改研究课题40万字的结项报告等，完成了原定的任务，过得很充实。
李：整个武汉在短时间内被封锁，估计应该武汉市民在生活上也经历了众多不便吧。
胡：新冠肺炎是对每个家庭每个个人的严竣考验。由于新冠肺炎首次大规模感染人类，人类对这一未知病毒缺乏了解，只能采取传统的隔绝方式，以切断病人与健康人之间的联系，在人口稠密的武汉就只能是全城封闭，这就意味着一千万人都被长期封闭到以家庭为单位的狭小空间里，每个家庭每个个人都要准备过苦日子。所以，我和我的家庭断然决定取消春节期间与亲朋好友的所有约会，做好了思想准备。但事实是，武汉市政府组织了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保证了生活物资供应，在市民不能走出社区的情况下，通过网络团购，相关机构的骑手将生活物资运送到各个社区，再由社区志愿者将生活物资分发到每个家庭。在此期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还送来很多捐赠物资，无偿地分发给市民。在整个疫情期间，武汉市民的生活是有保障的，虽有各种不便，但并未过苦日子。
李：但是社会隔离对于比较喜欢活动的年轻人也是一大考验。
胡：新冠肺炎对年轻的一代人是重大考验。我们这一代人是从贫困中走过来的，经历过苦日子，再过苦日子也能适应。但80后、90后的一代人都是中国走向富裕的时期成长起来的，没有过苦日子的经历，能否适应过苦日子，我个人很担心。尤其是在疫情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负责后勤保障、维持秩序的志愿者们，大多数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这些80后、90后的年轻人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为战胜新冠病毒做出了重大贡献，事实证明了这一代年轻人具有很高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精神，他们代表了中国的未来。
李：在隔离期间，中国大学的课程是如何进行的呢？
胡：新冠肺炎对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是一个严峻考验。在疫情严重学生不能进校的情况下，武汉大学教师利用网络资源进行授课、论文审阅、论文答辩等，基本上完成了一个学期的教学和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任务。这要归功于中国的网络覆盖到全国城乡，为网上授课、论文答辩奠定了技术支撑。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疫情期间，全国大、中、小各层次学生都能实现网络授课，使学校能基本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也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大事。
中国防疫模式的优缺点
李：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多次遭受瘟疫的侵袭。但是从毛泽东时期开始，中国成立了专门的疾病机构，致力于抗击瘟疫。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前身卫生防疫站的建立开始，中国正式开启了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
胡：抗疫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考验。新冠肺炎是世界历史上又一次威胁人类生存的传染病。人类在开发利用大自然时，也经常遭受来自大自然的各类灾难，包括各种未知传染病的传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也是在同传染病的斗争中不断前进的。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这次出现的新冠肺炎是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规模最大最具危险的传染病。所以，能否顺利渡过这一劫，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重大考验。截止6月4日，武汉市共确诊新冠病人50340人，治愈46471人，占92.3％，病亡3869人，占7.7％。这是了不起的胜利。从5月14日到6月1日，武汉市累计共有1090.9万人完成核酸检测，基本做到市民全覆盖，没有发现新冠肺炎病例，已确认为安全城市。武汉的抗疫胜利表明，中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有很强的治理能力，得到了广大民众的信赖和拥护。
李：中国在新冠肺炎初期，通过强有力的防疫措施有效遏制住了传染病的扩散。这一成功的经验被评价为“中国防疫模式”。您认为中国防疫模式的特色是什么呢？
胡：我认为中国防疫模式具有自己的特色：一是中央政府的决断力很强。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时，一确定其具有传染性后，1月23日，中央果断决定对拥有1000万人口的武汉市实行封城，全国上下一盘棋，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众，齐心协力，共同抗疫，集中全国人力物力支援武汉，开始了武汉保卫战，才迅速扭转了疫情。否则，如果疫情任其扩散，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后果不堪设想。我想特别说明的是，这是武汉历史上的第二次保卫战，第一次是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的武汉保卫战。二是中国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很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医疗救治体系、防疫体系、医用防护物资储备等都不如发达国家。但当疫情爆发后，中国的医用防护物资从供应不足，迅速转变为自给自足，进而转变为自给有余并能援助其他国家，表明中国有很强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三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很髙。民众对政府高度信任，政府及时通报疫情，民众自觉配合政府遵守隔离规定，使疫情迅速转危为安。这些特点弥补了医疗救治条件的不足。我认为这种防疫模式是中国特有的，只能供其他国家参考，不宜简单套用于其他国家。
李：虽然现在中国防疫模式被评价为最适合中国，但是新冠肺炎初期，中国内部也存在对过于严格的管控措施的批判声音，并且也经历了地方与中央应对体系不协调的危机。那您认为中国式防疫模式的优缺点是什么?
胡：武汉在应对新冠肺炎初期的确出现过短暂的混乱现象，主要原因一是对新冠肺炎的认知有一个过程。当最早的病例出现时，医生都没见过这种病毒，毒性如何，是否会人传人，如何进行治疗，如何防止扩散等等，都要经历一个过程来了解，都需要时间进行观察。二是备用医疗设备不足。新冠肺炎突发性极强，一旦有人感染，备用医疗设备跟不上，会让医护人员匆忙上阵，导致交叉感染。对普通市民而言，仅仅人均配发10个口罩，武汉市就需要1亿个，这显然不是几天能解决的，需要一个过程。三是市民心理上准备不足。新冠肺炎是首次出现的传染性极强的疾病，看不见，摸不着，不少人认识不到其严重性，不愿采取防护措施，依然参加各种聚会，而加快了新冠肺炎的传播。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武汉在应对新冠肺炎初期便出现了短暂的混乱现象。
新冠肺炎的世界意义
李：您作为历史学家，长久以来致力于二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研究。从研究世界史的角度，您如何看待此次新冠肺炎对于世界史的意义？
胡：从全球史观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不断地由低级走向高级、由孤立走向联系、由分散发展走向整体发展的。15、16世纪资本主义的兴起加快了世界历史从分散发展走向整体发展的步伐。18至19世纪两次工业革命期间，西方列强凭借先进的巨舰重炮向世界落后地区发动了血腥的征服和掠夺，至20世纪初，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各国先后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终于建立了统治全球的殖民体系。至此，资本主义通过殖民扩张终于将孤立的、封闭的、分散的世界变成了密不可分的整体世界，其标志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形成表明世界历史进入了整体发展时期。20世纪上半期，接连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法西斯战争势力，动摇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根基，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世界历史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各国平等与依存关系日趋紧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世界各国的联系与合作越来越紧密，从而催生了经济全球化。进入21世纪之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各国各地区越来越融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相连的整体，将地球变成了“地球村”。可以说，当今世界的紧密联系几乎到了牵一隅而动全球的程度。
从人类不断地从封闭孤立走向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历史进程中，各种传染病也随之走出一国范围，在世界上广为传播，危及到全人类的健康。例如天花。15世纪末，欧洲人将天花带到了美洲大陆，在原住民中广泛传染，100年后，2000-3000万原住民只剩下不到100万人，被史学家称为“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又如，流行性感冒曾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在1918-1919年曾经造成全世界10亿人感染，其中，约2500万到4000万人死亡。大家熟知的鼠疫、霍乱、艾滋病、禽流感、非典等，到现在都还在威胁着人类健康。在当今世界进入到“地球村”时期，由于人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传染病的传播速度就越来越快。
李：您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带来了怎样的启示？
胡：我认为新冠肺炎疫情至少给我们带来了如下启示：一是人类在与自然的相处中，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对环境气候的破坏，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传染病的爆发。新冠病毒就是这样的传染病，今后还会有类似的传染病爆发。我们有这种认识就能早做准备，才能从容应对。二是传染病蔓延不分国家，不分种族，没有国界，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能置身其外，都难以独善其身，只有全世界携手共同应对，才能减少传染病带来的危害。因此，在疫情发生后，各国最紧迫的任务是合作抗疫，而不是追责甩锅。
李：以新冠肺炎的经验来看，防疫共同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显得十分迫切。在此次两会上，中国提出了构建防疫基础设施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内容，即单靠个别国家的努力是不可能克服传染病的。您认为中国提出的防疫共同体论的意义是什么?
胡：“人类命运共同体”，或曰“各国利益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提出的中国外交新理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卫生健康方面的具体化。今年5月1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致辞，提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要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完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速度，建立全球和地区防疫物资储备中心，为全球公共卫生系统构建“防火墙”，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李熙玉所长已注意到前不久中国两会上提出了构建防疫基础设施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内容。在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最艰难的时候，国际社会包括韩国给予了中国和中国人民宝贵的支持和帮助。全球170多个国家领导人、50个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致电慰问，77个国家和12个国际组织为中国人民抗疫斗争提供捐赠，84个国家的地方政府、企业、民间机构、人士向中国提供了物资捐赠，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分别向中国提供70亿、24.85亿元人民币的紧急贷款，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向中国提供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等贷款支持。这些宝贵的国际援助对中国抗疫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疫情在其他国家蔓延之时，中国也及时伸出了援手，中国始终同国际社会开展交流合作，加强高层沟通，分享疫情信息，开展科研合作，力所能及为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提供援助，为全球抗疫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截至5月31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两批共5000万美元现汇援助，共向27个国家派出29支医疗专家组，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机构、个人通过各种渠道，向15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捐赠抗疫物资。以上表明，中国为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健康，在以实际行动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早日构建。如果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能够建立，不仅有利于全人类的健康，而且还能促进各国的合作，进而能起到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
在建设防疫共同体过程中的韩中日合作的未来
李：在亚洲防疫合作方面，中日韩三国合作非常重要。去年成都举行了中日韩领导人会谈，今年计划在韩国举行。李克强总理这次也强调了提出韩中日FTA的重要性。
胡：我很赞成李所长提出的“中日韩三国合作非常重要”的观点。中国地处东亚，与韩国、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在亚洲防疫合作方面，中日韩三国合作非常重要，这是我们三国的共识。我举一个例子，即中韩民间互相支援。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后，国内医用物资防护物资储备不足，武汉大学第一批从国外采购的医用物资防护物资就是在韩国采购的，是由以朴钉议员为会长的武汉大学韩国校友会具体承办的。这批医用物资防护物资不仅对武汉大学附属医院，而且对武汉市而言，都是雪中送炭。当新冠肺炎在韩国爆发后，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从中国采购医用防护物资送往韩国武汉大学校友会，用于支持韩国的抗疫斗争。再举一个例子，即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团队，在今年2月中国疫情严重时刻，紧急筹集口罩、防护服、医用器械等医用物资送往中国，表达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关切。当日本疫情严重时，4月20日，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伯联合向鸠山先生建立的“日中‘一带一路’友爱义捐委员会”，捐赠价值100余万人民币的医用物资，鸠山先生亲自写信致谢。这些虽然是民间交流，但却代表了东亚合作的方向。
中日韩作为东亚地区三个大国，GDP总量已达到20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0%，占东亚GDP的90%，超过欧盟，如果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能够成立，将会成为世界上地区性合作共赢的样板，不仅对亚洲乃至对全世界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中日韩三国学术界应积极推动和促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尽快建立。今年，计划在韩国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谈，我衷心期望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问题上能有新进展。
李：您认为新冠肺炎对韩中日区域合作有何影响? 将“绊脚石”转变为“垫脚石”需要哪些努力？
胡：关于新冠肺炎对区域合作有何影响，是“绊脚石”还是“垫脚石”？我的看法是影响不大，现有负面影响是暂时的。我相信，在应对新冠肺炎的抗疫斗争中，各国都会痛感国际合作的紧迫性，反过来会推动各国各地区的合作。因此，新冠肺炎对区域合作不应该是“绊脚石”，而应该是“垫脚石”。
新冠肺炎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影响
李：传染病正在加剧现有的社会矛盾，触发隐藏的阶级意识。现在有人将新冠肺炎比作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因为此次新冠肺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足以与战争所导致的破坏力相比较。胡院长，您对此有何看法？
胡：我认为将新冠肺炎比作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比喻不恰当，既对新冠肺炎的破坏力估计过高，又对人类战胜新冠肺炎缺乏信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75年了，这场战争在世的亲历者已经不多了，许多人对世界大战的惨烈程度和破坏程度不了解，简单地将新冠肺炎的危害与第三次世界大战做类比是不严谨的。况且，当今世界是合作与发展的时代，尽管在合作应对新冠肺炎问题上有许多不和谐的因素，如一些政治家为转移国内矛盾而对其他国家进行追责甩锅等，但合作抗疫是大局，相信大多数国家都会顾全大局，共同抗疫，将新冠肺炎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李：在新冠肺炎发生之前，中美关系就已从贸易领域开始转变为矛盾关系。虽然实现了暂时的稳定，但有预测认为中美两国矛盾会继续深化。也有评价认为中美两国矛盾的深层背景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霸权对决。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胡：在冷战时期，中美处于敌对状态，对两国的发展都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其后遗症甚至延续到现在。中美关系改善后，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中美关系虽然是走走停停，时好时坏，但总体趋势是在不断深化发展，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双边关系，双方都是受益国。的确，在新冠肺炎发生之前，中美关系就已在贸易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摩擦，但并非是无解的矛盾，两国经过反复协商，已达成阶段性协议，表明两国的贸易争端是能得到解决的。我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虽然好也好不到哪儿去，但坏也坏不到哪儿去。至于“有评价认为中美两国矛盾的深层背景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霸权对决”，这种看法有点教条化，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对立的社会制度，似乎就一定要“对决”。但事实是，自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虽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冷战对峙，但主流却是和平共处；虽有美苏争霸，却无两国“霸权对决”，美苏也从未出现直接武力对决的情况。现在，中美之间虽存在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但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国家利益的矛盾。而中美国家利益的共同点远远超过分歧与矛盾。况且，中国同美国之间综合国力差距很大，中国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无霸”可言，即使将来强大了也会永不称霸。因此，我认为中美之间当前不会将来也不会走向两种社会制度的“霸权对决”。
李：您认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要素是什么，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如何展望？
胡：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要素是价值观的竞争，即美国奉行的是美国利益优先价值观，凡是违背了美国利益优先的原则，美国便进行打压，有关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连美国的盟友也不能幸免；中国奉行的是合作共赢价值观，在国际关系中照顾到彼此的利益，在合作中各方都能获利，中国是在用本国的发展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中美价值观的竞争将会是长期的。
李：是否认为美国大选之后，中美之间会出现新的变化？
胡：关于“美国大选之后中美之间会出现新的变化”这个问题，我认为无论是谁当选美国总统，都会奉行美国的价值观，代表美国的利益，中美关系仍然是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总体上会在曲折中前行。
李：据我所知，您作为历史学家，长久以来致力于二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研究。 因此次新冠肺炎的爆发，世界范围内的防疫合作的必要性逐渐显现出来。 但另一方面，以新冠肺炎为契机，对国内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感正在日益加剧。 您认为新冠肺炎对世界和平和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胡：新冠肺炎的爆发会促进国际社会的团结与合作，这是世界总体趋势。但也存在极端民族主义冒头的现象，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极端民族主义缺乏蔓延的社会基础，不会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造成致命威胁。
李：最后，请您对《成均中国观察》的读者说几句话。
胡：《成均中国观察》是一份在中韩两国都很有影响的刊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韩两国学者共同的学术园地。对中国读者而言，是了解韩国学术界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窗口。对韩国读者而言，是了解中国问题的窗口。总之，《成均中国观察》在中韩两国学术界搭建了交流的桥梁。我衷心希望中韩两国读者一如既往地支持《成均中国观察》，衷心祝愿《成均中国观察》越办越好，也衷心感谢《成均中国观察》对我和武汉大学的关照。谢谢李所长。
（本文来源于《成均中国观察》2020年第3期）
（责任编辑 凡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