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来说，203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据普华永道预测：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2050年又将是一个时间节点，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明显领先于美国的最大经济体。届时，不管采用哪种计算方法，中国的经济规模都将占前十位国家总和31～32%以上。那时的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国，大国外交与全球事务将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在此之前，中国将强未强，其国家定位仍将是世界影响力逐步加大的亚洲地区大国，中国周边外交仍将是中国外交大布局中“重中之重”。
要继续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未来中国周边环境会发生很大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将是时代的主题和周边环境的主要特征，当今仍然可以判断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目前关于新冷战的议论很多，有些人认为现在已经是新冷战时代，说敌对势力对中国形成了O型包围圈。战争已经成为现实危险。为此，时代主题仍是“和平与发展”的基本论断不能不讲，更不能改变。冷战结束后一度出现的“美国一超多强”格局已结束，中美关系存在内在结构性矛盾，中国可能会成为美国遏制的主要对象国，但中国仍然要尽力避免冲突与战争，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中国反对西方某些大国通过“一战”“二战”依赖战争实现崛起的道路，也反对美苏军备竞争式崛起的道路，这在邓小平时代已经确定。中国在美国大增军费的情况下，沉着应对，适度掌控军费上涨幅度的决定是明智的战略决定。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后一条道路即美苏争霸式的道路复活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国内存在很大的争论，值得警惕。
应理解、接受和适应中间国家在中美间实行平衡政策
在中国周边已经出现新的“三个世界”架构：中美各为一极，其间存在许多中间国家。几乎所有的周边国家对于中美两国均持平衡的基本立场。奉行在中、美之间平衡也符合中国周边国家最大的国家利益。
目前中俄走得很近，这是中俄共同的战略利益决定的，同时也是由于美俄矛盾过于尖锐导致。如果特朗普与普京达成和解共识，美俄关系得以调整，那么，俄罗斯也会在中、美之间实行平衡政策，既积极发展对华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也发展美俄合作关系。日美目前结成密切的同盟关系，日本执行傍靠美国制衡中国的政策，处处与中国过不去。但日本与中国也存在共同利益，与美国之间则存在不少利害冲突，有朝一日中日关系走出困境，日本也会选择在中美之间实行平衡。印度是自主性较强的亚洲地区大国，美国有利用印度制衡中国的意图，印度也有利用美国对华竞争的考虑。但完全倒向任何一方，也绝非印度最佳的现实选择。
这就是中国周边和世界的新政治安全的基本结构。由于中美两极矛盾的结构性特征，以及各自国家自身的原因，各中间国家对华关系出现重大分歧和突然逆转的现象将会“常态化”，“萨德”入韩就是一个例子。争取更多的中间国家站在自己一边或更多地倾向自己，会成为中美两国博弈的重要内容。中国应理解、接受和适应中间国家在中美间实行平衡政策。冷战时期那种非此即彼、划线站队式对待中间国家的态度已经过时。中国应以包容的态度争取与更多的中间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目前，中国的周边国家普遍希望从中国获益，希望中国对他们多作让步和帮助，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需要合理应对的难题，既给中国带来机会，也可能会使中国难以招架。对于那些与中国存在争议的国家，争取它们在中美间中立平衡，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合作共赢是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积极推动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则是东亚国家政治安全建设的基本目标。中国已经成为决定东亚政治安全格局的核心力量和中流砥柱，经过中国的努力，冷战灾难在东亚和世界的重现应该可以避免。
“九一”比喻、双轨思路与议题设置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印发生西藏问题和边界冲突，毛泽东在多个场合曾经反复讲过，对于西藏事件和中印边界争端与整个中印友好关系来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西藏叛乱和中印边境冲突是一个指头，而中印长远友好关系是九个指头。
毛泽东当年的生动比喻依然适用于处理今天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分歧和争端。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要使所有的周边国家理解，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国有那么多周边国家，互相间发生分歧与争端，将会是个“新常态”。这既是双方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必然发生的问题，也是邻居相处的一种常态，更是域外大国为遏制中国而有意为之，难以避免。因为“一个指头”常常也是“十指连心”，一般会涉及重要国家利益，采取搁置方针，会使双方在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矛盾激化，甚至擦枪走火，走向两败俱伤的战争。但是比较“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轻重，需要两国有识之士作出明智的判断和发出理性的声音，更需要两国的政治领导人作出正确的应对和决策。从战略上说，这些分歧和争端尽管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重要国家利益，但比起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搬不走的邻居国家之间的长治久安来说，应该都只能占据“一个指头”而不是“九个指头”的位置。
毛主席的比喻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与周边国家不能一发生矛盾和冲突，就彻底破裂两国关系，自此不相往来。面对日益增多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分歧与争端，中国应该实施“双轨思路”，将这些分歧争端与全面建设双边友好关系适当分开处理，搁置争端，超越争端，绕道争端，务实推进双边合作，并在务实合作中逐步淡化、化解这些争端，最终寻找能为双方接受的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
长期以来，中国周边外交是出什么问题，就应对什么问题，哪里起火，就去那里灭火。议题都是别人设置或挑起的，中国疲于被动的应对。中国应该主动设置议题，让周边国家围绕中国的节奏起舞，“命运共同体”“亚洲安全观”“亚投行”等或虚或实的倡议，都起了很好的作用。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中国完全有条件不断提出中国式的新议题，引领周边乃至世界的发展，这是中国周边外交应该下工夫做好的重要事务。如“自由航行”是美国在南海遏制中国的一个行动口号，中国应接过这个口号，作出新解释，将其作为应对美日海洋战略的方针。比如日本海也是公海，被日本视为其“后院”。中国如加大在此公海自由航行的力度，可以打通进出西太平洋的又一条通道，开辟进入北冰洋的新航道，一举而数得，而且可以震慑日本，防止其实施东北战略向西南战略的转变，缓解美日在南海、东海对我的压力。
“一带一路”与周边外交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周边外交的重头戏。然而，对于“一带一路”的定位，却在舆论界出现了随意泛化的现象。一些主张超越了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国家定位的历史阶段，不适当地、想当然地要以“一带一路”引领和领导整个世界。这不仅是不切实际的，难以得到世界各国支持，而且会取得适得其反的实际效果。对于“一带一路”，有必要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一带一路”是个百年工程。对内是大的发展战略，是为了让中国西部成为连接外部的中心地带，进而获得发展。对外则是合作倡议，而非有制约性的机制。“一带一路”不同于旧式的发达国家通过援助的形式支持不发达国家，而是应该发展一种新型的发展合作关系。
第二，“一带一路”的重点对象是中国周边国家。中国将强未强，不宜企图通过“一带一路”去主导新国际体系和新全球化进程，而应通过“一带一路”大练内功，增强国力，增强与周边以及亚欧非国家的合作及对其的影响力。
第三，“一带一路”推进地域应着力强化中国的大周边环境，加强与欧洲的联络和合作，不宜将“一带一路”对象国任意扩大，甚至把北极、深海、太空等全球公域涵盖在内。
第四，“一带一路”的实质是南南合作，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主要是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运用“亲、诚、惠、容”增强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软实力，进一步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从而强化中国大国外交最重要的基础。
第五，踏踏实实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不要指望也不宜追求在目前的历史阶段，发达国家会愿意成为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之中坚合作对象。特别需要妥善处理好将美国引入“一带一路”的问题。
总之，在未来的十至十五年，中国不应急于为取得世界性权力心动，不能给世人造成中国急于要取代美国的印象，不宜急于提出和主导所谓的“新全球化”。中国应尊重现行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和世界规则，逐步地谨慎地提出和改善其中的不合理部分。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视角，中国与周边的若干争端问题，目前不宜急于求成处置，等候中国更强大时再予解决，效果可能会更好。中国周边外交应有战略定力，不宜对超级大国的外部刺激作出过度反应，也不应对若干争端急于求成，避免对中国的战略全局定位冒进，防止战略透支，甚至自乱阵脚。
本文作者：石源华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原文刊发于
《世界知识》2017年第15期